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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。
历史上，或许再难找到像唐玄宗这样一位帝王，能如此勤勉励精图治，将一个王朝推向封建社会的巅峰，缔造出一个波澜壮阔、梦幻般的盛世图景。唐玄宗统治期间，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空前繁荣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社会生机盎然。然而，正是这位帝王最终亲手将大唐引入浩劫的深渊，一场席卷全国的战争爆发，让这座昔日辉煌的帝国如梦初醒，巨厦倾颓。那如日中天的唐朝从此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败。
展开剩余87%安史之乱，是大唐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它的爆发原因何在？为何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叛乱？又是怎样被平息的？下文将为你详细解析。
《长恨歌》里那句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，生动地描绘了安禄山、史思明举兵叛乱时，正沉醉于春风中的帝王，被这突如其来的战鼓声惊醒的情景。诗中从绮丽的宫廷乐舞到惨烈的战鼓声，仿佛安禄山的反叛毫无征兆，骤然爆发，令人措手不及。似乎是因为帝王沉溺于宠妃美色，才促成了这场国难。
但事实远比这复杂。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，并非单纯因为帝王的荒淫或妃子的骄纵，更不是奸臣外戚的专横。虽然这些因素加速了王朝的腐朽，但真正使一个伟大帝国迅速瓦解的，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崩坏。唐玄宗晚年多次昏庸决策，使得藩镇势力日益强大，成为朝廷难以掌控的“巨兽”。
回溯到开元时期，唐玄宗曾推行大规模军事改革。改革的核心在于强军：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，同时广泛设置节度使，并赋予他们财政自主权。这一系列军事制度调整，本意是增强军队战斗力。然而，募兵制实质上是长期雇佣士兵，政府负责武器、粮饷和税赋豁免。虽然这一制度促进了军队职业化，但当权力下放给地方节度使时，藩镇逐渐发展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权。
玄宗性格雄心勃勃，渴望吞并四方。其执政期间，唐军与周边少数民族连续爆发54次战争。但游牧民族机动灵活，唐朝未能彻底根除边疆威胁，反被卷入长期战事泥潭。为了保卫边疆，玄宗史无前例地设立了十个长期驻防的节度使，且将募兵权和大量经济特权下放给他们，减轻中央财政负担的同时，实则让藩镇势力日益壮大。
开元年间募兵制改革完成，天宝初年节度使制度逐步确立。节度使不仅掌握军政大权，更拥有招兵买马的权力，藩镇体系正式成型，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。玄宗为了开疆拓土，放弃了中央军事权的绝对控制，然而他并非完全信任这些地方军头，只是自信可以用权谋维系他们的忠诚。
天宝年间，藩镇势力逐渐形成两大集团对峙：以哥舒翰为首的西北集团，包括河西、陇右、朔方三镇；以安禄山为首的东北集团，包括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。此外，安西、北庭、剑南和岭南四镇则相对游离。玄宗希望通过权力平衡，互相制衡，保持政权稳定。
然而，现实是西北藩镇兵力雄厚，需对抗强大的吐蕃，东北藩镇军力偏弱且战事不多。唐廷本应加强西北藩镇军力，但玄宗为平衡两方，反而不断壮大东北势力，压制西北，从而激化了矛盾。
对安禄山的特别信任，引发了朝内权臣的不满。宰相杨国忠多次奏言安禄山心怀不轨，甚至联手哥舒翰制衡其势。内部谗言四起，外有强敌虎视眈眈，再加上东北军队战事不利，双方平衡迅速破裂。
在现实的威胁与帝王的冷酷权谋之间，安禄山反叛成为必然。安史之乱起因于帝王野心膨胀，中央军权下放，以及权力制衡策略的失败。
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，安禄山以三镇节度使身份正式起兵谋反。内地军队长期安逸，缺乏战斗经验，而叛军则在边疆历经多次鏖战，战斗力强悍。河北地区迅速陷落，朝廷震惊却反应迟缓，直到十一月才认清局势。
边疆精锐军队无法迅速调动，长安和洛阳临时征集的士兵缺乏实战经验。虽然守军死守顽抗，却难抵叛军锋芒。同年十二月，洛阳沦陷。玄宗震怒，斩杀大将封常清、高仙芝，任命哥舒翰为副元帅，统帅二十万大军驻守潼关。
哥舒翰坚守潼关数月，抵挡叛军猛烈进攻。叛军采用诱敌策略，以弱兵迷惑守军，但哥舒翰谨慎固守。次年正月，安禄山自称皇帝。玄宗耐心耗尽，听信杨国忠谗言，逼迫哥舒翰出关迎敌。六月，哥舒翰兵败被俘，潼关失守。
玄宗携贵妃及朝臣仓皇逃离长安。七月初，至马嵬坡时，军心涣散，士兵愤怒将杨国忠杀死，唐玄宗宠爱的贵妃也悲惨去世。玄宗退往四川避难，太子李亨北上抵抗。长安于同年十月陷落。
七月，李亨在灵武即位，尊玄宗为太上皇，改元至德，成为唐肃宗。郭子仪、李光弼奉命讨伐叛军，借助回纥军力量，逐步收复河北。战争形势发生戏剧性转折：安禄山被儿子杀害，叛军内部开始分裂。
次年二月，唐军攻回河东，九月攻占长安。肃宗和玄宗相继回归京城。史思明投降唐朝，但次年复叛，洛阳再度陷落。叛军内部矛盾激化，史思明被子史朝义杀害，史朝义连战失利。
宝应元年，玄宗与肃宗相继去世，代宗继位。十月，唐廷联合诸节度使及回纥军发动总攻，重新占领洛阳。次年正月，史朝义自缢，安史之乱终于结束。
安史之乱是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一次深重的灾难。历时八年，彻底摧毁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盛世。帝王惊惶，文武仓皇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国家动荡不安。
此乱规模惨烈，军队损失惨重。仅潼关一战，唐军死伤十九万余人。为补充兵员，唐廷广泛征兵，甚至招募老年人、新婚者及未成年男丁。杜甫的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等诗篇，真实反映了当时民间征兵的惨烈情形。百姓流离失所，生命如草芥。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叛军攻破一城，掠夺衣物财产、掳掠妇女，强迫壮丁劳役，屠戮老幼病残。恒州一地即屠杀万余人。旷日持久的战争如同绞肉机，人口锐减。
据《旧唐书》，天宝十三年至元和二年，中原人口由九百六十万锐减至两百四十万，损失约四分之三。战争中，洛阳、长安两都多次易手，惨遭焚毁掠夺。叛军与回纥部队在东都肆意烧杀抢掠，“官军”也无异于劫掠者。郭子仪痛斥自家军队暴行如同贼寇。
长安亦遭严重破坏，潼关失守后，玄宗逃亡，叛军占领长安，屠戮王室宗族，京畿附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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